中国的情报、监视与侦察(ISR)：“实践”和“遥感”系列卫星 留言

写在前面：这是别人眼中的《中国电子情报卫星的发展》，原文作者：Ian Easton & Mark A. Stokes，写于2011年。图片来源网络，非原文中包含。以下译文未仅供围观，不代表本号观点。

电子情报卫星是中国发展航天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的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倍增器。没有实时精确的引导，反舰弹道导弹系统很难发现目标。

2001年7月，在资深卫星设计师沈琮的技术指导下，中国开始“实践六号”系列卫星的研发工作。沈琮以前负责的“长空一号”卫星(1975年7月发射)研发工作，此次负责“实践六号A”卫星研发工作。

2004年9月，中国同时发射了“实践六号A”和“实践六号B”两颗卫星。2006年10月，中国发射了02组“实践六号”卫星(“实践六号C”和“实践六号D”)。2008年10月。中国发射了03组“实践六号”卫星(“实践六号E”和“实践六号F”)。

2010年10月，中国发射了04组“实践六号”卫星(“实践六号G”和“实践六号H”)。每组卫星使用寿命为2年。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主要负责“实践六号A”卫星的研发和制造，而中国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主要负责“实践六号B”卫星的研发和制造。

2006年4月以来，中国至少发射了13颗“遥感”系列卫星，“遥感”系列卫星可能是执行光电成像和SAR雷达成像任务的重要军用航天平台。最具代表性的是“遥感九号”卫星(2010年3月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可能是与美国海军海洋监视系统类似的中国第一代电子侦察系统。

最初是业余天文爱好者提出“遥感九号”不是单星发射，而是三个卫星星座，这三颗卫星在轨道上以三角形编队排列。这个卫星编队轨道大小为1080千米×1100千米×63.4度，使人联想到美国早期的“白云”海军海洋监视系统卫星的三角形配置(中国理论著作曾做过详细研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的第五设计部——中国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部，全面负责“遥感九号”卫星项目，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的其他单位合作完成试生产。李延东是“遥感九号”卫星项目主任和首席设计师。

中国航天工业的旗舰出版物报道称，尽管生产技术难度高，但在李延东的创新领导下，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遥感九号”卫星项目。李延东也是“实践六号”04组卫星项目主任和首席设计师，也曾参与“海洋一号”海洋监视卫星项目。

其他普通技术人员也与“遥感”系列卫星、“701工程”和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第509所有关，这表明一些“遥感”卫星可能在主要的光电/SAR雷达平台上安装了电子情报传感器。

例如，朱鸿昌是“遥感一号”卫星项目副主任和“遥感三号”项目主任。同样，魏钟铨是“遥感一号”卫星项目副主任，在“实践六号”01组卫星(“遥感六号A/B”)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人都在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第509所工作，并深度参与了“701工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在制造“实践六号”04组卫星星座和“遥感九号”卫星星座方面(特别是小型和微型卫星总线研发)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是多星联合电子侦察卫星总线的研发单位。

为了支援海洋监视卫星星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与杭州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合作关系。

“遥感九号”卫星和美国以前的海军海洋监视系统卫星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共享轨道、星座结构和卫星发射。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搭载“遥感九号”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具有三级火箭二次启动功能，提高了运载能力。

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前发射“遥感”系列卫星相比，此次发射采用了推力较弱的长征2D助推器。从中国海军海洋监视系统文献中可以看出，这种改进型助推器可以进行一系列策略设计，能够将共轨子卫星(SSU)助推到轨道上，与“母”卫星形成三角形配置。

发射“遥感九号”卫星后不久，中国媒体立即进行了报道，称总装备部卫星测控基地对2010年发射的“某颗卫星”进行了一系列的高风险变轨操作。多级火箭发射节约了卫星燃料，可以有效延长卫星的使用寿命。

据报道，总装备部卫星测控基地自主设计了一个航天测控网多任务管理中心和一套卫星管理自动化系统，可以确保高效、安全地控制7-24颗卫星的作战行动。该基地的“星座测控”和“多星共位”技术研究项目也非常成功。

可以从技术研究项目推断出，所谓的“未命名卫星”就是“遥感九号”卫星。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实践六号”04组卫星项目可能采用了海军海洋监视系统小型双星星座技术(“遥感九号”卫星也采用该技术)。

展望未来，中国正在为建设功能强大的航天电子情报卫星网络奠定基础。中国也在秘密研发可以与航天和地面情报、侦察与监视传感器协同工作的星载传感器，构建一个全球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实时搜集的信息化网络。

这种星载传感器部署后可能对亚太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会影响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海空作战行动、防空系统、通信安全、反航天作战需求和核威慑。

海空作战行动：中国持续加强电子情报能力建设的最直接意图是，具备使用反舰弹道导弹系统从近地轨道实时跟踪和打击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能力。反舰弹道导弹系统的航天传感器网络技术和组织结构升级后，中国可以加快研发针对在中国周边海域(也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在日本、关岛、台湾、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以及更远地方的空军基地)作战的军舰的远程导弹项目。

具备功能强大的航天电子情报能力后，中国的战略决策者和作战规划人员可以监视敌方的海空作战行动以及和平时期的演习，为作战规划提供非常有用的情报信息。

防空系统：强大的电子情报能力可以定位和监视防空系统，并能够精确分类防空作战命令。综合运用电子情报和先进的时差定位技术，中国可以对机动式防空系统实施电子攻击和反辐射巡航导弹攻击。

此外，中国也可以发射中近程弹道导弹攻击固定的导弹防御预警系统。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套可靠的防空系统，就会遭受后续波次的导弹、火箭攻击和空袭。

通信安全：考虑到两个领域的技术重叠，中国在地球同步轨道研发和部署信号情报平台，会受电子情报搜集技术运用的影响。一旦建成功能强大的地球同步轨道信号情报搜集网络，中国就可以通过少数平台监视全球通信，为军队和战略决策提供非常重要的情报。中国超级计算技术和计算机代码编写方面进步非常快，可能会在密码分析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通信安全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

反航天作战需求：反舰导弹导弹系统可能会迫使美国及其盟友研发反航天作战系统，以便在作战时使中国的航天电子情报和图像传感器系统暂时致盲、失效，或彻底摧毁中国的航天电子情报和图像传感器系统。

美国的研究报告呼吁研究反航天作战能力，以对抗中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一旦发生战争，美国阻止中国打击航母战斗群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大功率能量和网络技术的进步，美国可以采取非动能手段攻击中国的航天电子情报和图像传感器系统，同时可以减轻航天碎片的威胁。

中国理论著作表明，中国在反航天作战能力建设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作为反卫星(ASAT)研究的一部分，中国在保护侦察卫星不受反航天作战行动的影响方面已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核威慑：中国有兴趣在地球同步轨道部署电子情报和信号情报侦察平台，这表明中国也可能在地球同步轨道部署卫星和传感器执行其他任务。现有的研究表明，中国对航天导弹防御感兴趣。如果持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最终会具有监视和预警世界范围内的导弹发射的能力，可以巩固中国的核威慑和导弹防御能力。

目前，中国可能至少部署了2个不同的电子情报卫星星座，一个星座由2颗卫星组成，另一个星座由3颗近地轨道共轨卫星组成。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专用的电子情报平台植入电子情报传感器，安装在近地轨道的其他卫星上。

技术理论著作表明，中国正致力于拓展地球同步轨道的信号情报/电子情报能力。未来几年，这两种能力的持续发展，可能会极大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跟踪和打击机动的航母战斗群和区域防空系统的能力。

中国理论著作表明，中国在航天电子情报能力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成功进行了打击地面目标系统(连接航天设备到地面C4ISR网络)作战试验。

大部分中国的消息来源，认为电子情报卫星担负海上广域监视任务(特别是反舰弹道导弹系统)。中国的电子情报卫星项目可以很好地巩固非对称航空航天作战战略，使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组织海空作战行动变得更加复杂。

与此同时，中国的理论著作表明，中国对在一些轨道(包括更高的轨道)上部署电子情报和信号情报卫星以及传感器的航天体系结构非常感兴趣。这对全球军用通信和战略通信安全以及导弹防御都有影响。中国使用航天设备担负战术任务，也会对反航天作战行动和反卫星武器发展项目产生影响。

因此，“实践六号”04组卫星星座和“遥感九号”卫星星座(是日趋复杂的综合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使中国具备了远程常规打击能力，这两颗卫星发射分别引起的战略效应，可能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雷达通信电子战）